出版著作

艺术大师之路-40年代上海艺坛

内容提要

     我出生于一个中国旧式大家庭,却是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。在幼年知识初开时就喜爱绘画,时常书本上都画满了各种图案。而我的家族,一向以经营钱庄视为当然之目标。可是我父亲受到外公的影响,对于书法、国学都有相当造诣,外公自己为一世代书香门第,可能我追求艺术,就在此遗传上受其利益,由十二岁开始正式学习绘画。因为父亲对我兴趣不加限制,加上祖母的鼓励,她老人家虽然为旧式妇女,却有新的思想。在这家庭中生长,一面受环境熏陶,一面可朝着我喜爱绘画的心志努力,我算是相当幸运了!又因为父亲在上海与画界前辈名家时相来往,情谊笃厚,在得知我想学画后,莫不对我倾囊相授,使我习得各家不同画风。

     在学画期间,以沈一斋先生指点最多。先生在沪行道时,名望上有许多人并不熟稔,但是在绘画上风格的广阔,可谓是一奇才,尤以宋元花鸟、双钩,在当时画界可说无出其右者。因为先生之名仕个性,对于绘画态度并非十分恭谨,出钱购买者常得不到他的好画。当时上海有许多笺扇庄,都是为画界服务的,如果有人需要名家的画,必须到笺扇庄订购,再由笺扇庄与画家约期交画,但先生在信用上常令人失望,在各庄声名甚劣,不敢代为介绍,使他在经济、名望上都受极大损失,所以先生画的出路多靠朋友介绍,也常有不愉快之事发生。家父对先生却格外扶助,与其相交三十多年,当时先生知道我要学画,就尽力相助,我则未正式拜其为师,但是所得他之益处最多。

当时上海一位商界前辈,闻兰亭老先生,各名画家多与其往来,每星期在闻府都有数次即席挥毫聚集,我学画时在闻府有六年之久,对各名家之画法与格调,遂得以多加学习与吸收,尤其是沈先生所写之精品。因为先生只有于急需用钱时,会专心作画,连夜赶之,甚至数日写成一幅,有时半夜三更亦至闻府销画。闻老从未拒绝,有求必应,并以高价收购之。所以,我之能得沈先生画的特殊格调,及广阔画法,一面是他亲自指点,一面则是每日临摹他的精品所致,甚而终日沉浸于书画而无倦意。闻老在公余之时,对我又极其鼓励,每当我写成一幅画后,不论好与否,都将画送至上海第一流的裱画店—北平荣宝斋去裱,待画裱妥后就挂在家中。初看尚觉得不错,再看几日后,就发现毛病百出不中看了。所以才明白闻老用心之良苦了。今日我能写一些作品,回忆当时情景,先让自己能了解自己的画错在何处,不失是一种鼓励与学习。

尚有一位女画家吴青霞女士对我在绘画上,也有极大影响。吴女士四十岁时仍待字闺中,在当时女画家中,画风广阔亦无人能比拟。她的画尤擅长以美人、花鸟、山水(山水中的渔家乐,农家乐,小人物,青绿山水为最),颜色之美在当时画界最为特出,尤其当场挥毫,下笔从不假思索,常一气呵成,谈笑中完成美好的画,令人十分佩服。而我在用色方面受其影响获益良多。

  其次,当年上海美专山水系主任,汪声远先生,在我学画方面虽未受先生影响,但是在友谊上我们却相交甚深,先生年龄尚且高过家父,却与我称兄道弟,可谓忘年之交了。先生于讲学之际,常叹清代三百年中无何好画家,唯石涛八大山人尚可一谈而已。但是对我行道后,却推崇备至,使一般同道大感稀奇,也当面问其何以如此,先生即回答道:周先生虽然年轻却有真功夫,非皮毛而已,看的出是下过苦功。确实,学画并非只凭天赋,我下何苦功容后再述。

  当时同道中年龄最长者,要数张聿光老先生了。先生以画仙鹤为特长,在人物、花卉、走兽、翎毛则以写意画法独创一格。先生自幼年即从事艺术,是中国人中第一位以艺术留学外国者,美专校长刘海粟先生即为其弟子。先生为人和蔼可亲有长者风,满头鹤发,长长的颇似美国华盛顿总统,家居法租界卢家湾,画室名冶欧斋。先生初习西画,后改习国画,在当时颇有声名。

  另有一位人皆称好好先生的汪仲山老先生,当时门墙桃李满申江。在画家们合作作画时,以画山水为最,且功力深厚,常担任补景的角色。先生为人厚道,从不以长辈自居,相当谦逊,在他的门生中,就有好几位在当时画界颇负名气的。

  上述二位老先生,虽然我未正式拜他们为师,但是对他们在绘画上的用笔、造诣,亦获得不少指点且得益良多。

  家父有一位好友,孔小瑜先生,擅长于博古,在全中国来讲无人可及。一般写博古铜器者,都有一种匠气,并不高雅,写的最好也不过像印出来似的。但是孔先生所写的铜器,既像真的又有笔法,真有一种古雅而自然的气态,非一般人能及。先生之花卉、人物则又是一种风格,不太工也不太写意,顺乎自然令人有怡然之感。我学画期间,每有问题常当面请教,因为通家之好,先生从不吝于指教。虽然我没有在他的博古上下功夫,但是在画的风格与色调上却得之甚多。

  唐云先生,杭州人氏,在我二十来岁行道时,已负盛名,与他往来甚多。此君之画风,以石涛八大新罗山人之风格为主,加以自己的画法,柔和而成新的艺术格调,出笔轻灵,无论是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墨竹都甚擅长。

  周牧轩先生,苏州人氏,生于上海,是上海富户之一,自己也会画,与画界人士交往频繁。家居英租界跑马厅马霍路,宅弟广阔。曾发起组织(行余画社),振兴国画。当时所请教画人氏,皆为画界一时英俊。画分四科目:山水、人物、仕女、花卉。另有书法一科。国画之四科分别由山水名家张石园先生教山水;人物、仕女由我负责;花卉则请孔小瑜、张大壮二位先生教授。以三个月为一期招收学生,虽然为私人创办,规模却相当大,每期学员总有百来位,教书之先生亦有一、二十位。回忆第一届的师生联合会,为了方便介绍教师,教师们同坐一排,当时以名望年龄而论,张石园先生为首,故坐于当中。而我以二十五之龄,且仍似学生模样,却坐于其旁,令学生们以为周先生尚未来。多人所以不认识我也是有原因的。因为在这以前,我已开过五次个展,却很少在会场,报界也无何宣传,这与我的家庭与人事背景有关。每次展出我的画必为亲友购去,所以没有见过我的人,莫不以为我是位老先生,故于介绍时,众人莫不唏嘘,待聚餐后分组谈话时,有几位学生尚以怀疑态度问我,可否至老师府上品赏大作,但是我回答他们,来访我很欢迎,只恐怕家中无画给他们看的。因此又让他们议论纷纷,觉得哪有画家家中没有自己作品者,是否老师家庭经济环境许可,请了一些画家为他作画,而并非自己所写。以后,学生们常来家中,所见皆为旧画,至今我仍有此脾气,觉得自己的画那有何看头,因为家庭交际甚广,亲友方面时有往还,除非有人找我写,或为了开画展,那有时间写画存于家中。以后学生熟悉我之后,才知道我并不是虚有其名的画人,也格外尊重我的艺术才能。《行余画社》解散后,仍有不少学生继续跟我学画,直到我离开上海为止。行余画社当时在上海是相当具有规模,就国画而论,连上海美专也未必胜过它。

  另有一位上海人,张昇如先生,家住中国地界,是粮食业钜子,与家父也是数十年老友,和画界也有不解之缘。在先生府上每月也有数次画家聚集,因为宅第亦广,大厅即可摆设十数席,宴客不需在外。先生无他嗜好,独对国画偏爱之,又肯出钱购画,加上交游广阔,当时名家在假期常被邀请至其府上,合作写画,故家中收藏极丰,先生又于饮食上甚讲究,有自己的厨子,佳酿美酒遂让宾主尽饮。

  顺而于此再提一位奇特人物,顾渠昇先生。在我二十余岁行道时,先生已七十余高寿,尚有老母健在。此君自二十岁起为画界服务,数十年如一日,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与画家彼此联络。因为若有人想邀请画家共聚一堂时,则需要请他来联络,纸墨文具等亦托其代办,大家信任他为人的忠诚、规矩。先生住于城内中国地界,在受人之托邀请画家时,即使当时电话已很普遍,先生总是亲自登门而邀。各画家分布于英法租界,甚至路途遥远的郊区,先生也从不坐车,都是步行前去,雨具则随身携带,即使狂风暴雨也不使用交通工具,当时我曾劝他,不妨坐坐车子,先生只说他已跑惯了,坐不来车子,所以数十年来身体健朗无比,步行成了他养生之道。现在跑步也成了风尚,因为它确实对健康有益。

  另有一位好好先生,文学修养造诣甚深,每适雅集此君必不可少,因为合作之画写成后,多由先生题诗,他即是俞寄凡教授。我与先生友谊深厚。记得一次在张昇如先生府上的聚集,有十数位画家同聚一堂,主人提议写一幅深秋景色,指定要我先写双钩,朱砂竹,本来竹子是绿色的,而以朱砂写红竹此较新奇。合作的画家有汪仲山、郑集宾、徐晓村、尤小云、张聿光、汪声远、高尚之、蒋通夫先生等,还有数人已不复记忆。郑集宾先生写芙蓉,张聿光先生写菊,汪仲山先生写石,郑午昌先生题字,诗则由俞教授作成,极为赞赏双钩朱砂竹,该诗如下:醉砚朱墨写潇湘,仿佛枫林斗晓霜;红玉绛绡弄媚色,暗香疏影染纱窗;灵芝却似延年物,仙子原拟出世妆;学道黄冠君莫笑,金钩未许入诗囊。这张画主人十分喜爱。大约二十年前,我在香港与一位南洋来的朋友相约,因为时间尚早,我就去圣约翰礼拜堂看一个古今名书画展,那是由张德先生所举办的,他经常举办这类的展览,而香港是属于英国殖民地,对于中国艺术从未重视,因此最好的展览场所就是此间教堂了,但是此地不宽阔不说,光线也太暗,比起今天任何展览场所差多了。可是就在那儿,我发现了这张合作的画竟也挂于场中,订价二百港币,立即我买了下来,后来张先生问我名字时,我告诉他这画里有我画的东西,他开玩笑说,早知道你要买这价钱就太便宜了,以后我们也成了朋友,每有展出,总不忘相邀。这张画因为当地一位很富盛名的牙医朋友喜爱,一定要我送他,也只好忍痛割爱,他即是周左泉先生,如今他已离开人世,只不知他家人后辈有否保存此画。

  在我写画的过程中,直到现在,只要一笔在手,都要做到尽善尽美,总之,不论时间多少,从不慌乱而草草了事,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,就要感谢父亲的好友,蒋纯先生的教诲了。蒋先生是鉴赏古董并且收藏丰富的行家,苏州人氏,在数十年前与国画大师大千先生交友甚深。因为他所见古代名画甚多,遂能分辨真假,并对写画之理论、布局、色调均深入研究,因而眼光十分卓越。在我十七岁时,他有心将他的所学倾囊相授,但是有一条件,就是要我过继给他,然而父亲就我这么个儿子,觉得这样是否不太好,蒋先生说,其实他不要我改名换姓,只不过行过继仪式。此后每星期日,都要在他家将我所学的画给他看,再一一分析,改进缺点,以他自己的观念一一讲解,数年间,使我对画的分析、认识胸襟大开。十九岁那年,有一天他带着一本小小的画册到我家,长度只有二十公分左右,宽也只有二十五公分,一共二十四幅。此画用绢所绘,全部是黑线条的耕织图,十二张耕,十二张织,此乃清代乾隆时画家内廷供奉焦秉贞所绘,也就是现在故宫的耕织图原起稿人。画中的人物、表情、构图、风景等,虽然未上色,但是工之细致,令人惊讶,一幅图中,有时老老少少数十人,每个表情皆不相同。尤其是收割的一幅,在割稻图左下角四分之一的位置,所画的稻穗细如灰尘,却又有层次而不乱。另有一幅养蚕图,画中有蚕结茧时所放置的网形竹框,线条细如发丝,却又不用戒尺作画,完全是用手钩画的。我看过后,甚是喜爱,蒋先生则表示,他并不很喜欢这本东西,但是对我很有益,如果我喜欢,他就买下来,但是有一条件,不是送给我,只要我照图描绘,当时这本东西值二千圆大洋。以后我就开始描绘的功夫。因为这绢本已呈淡咖啡色,任何薄的纸都无法描,想尽办法,最后用厚的玻璃纸来描,才看的到下面的笔迹。但是,玻璃纸与画纸的性质又完全不同,水多了画不黑,水少了又画不上去,而玻璃纸吸水力强,墨厚了又怕渗开,所以下笔要快而不能停顿。在上海我是住法租界,而老家在苏北的泰县海安镇,现在同乡中有几位知名之士,如立法委员韩同先生,韩忠谟先生,以及泰县的姚梦谷先生,每到五月间,我就回到老家,八月再返上海,这本画册带进带出的将近二年,总算完成描绘,可以说与原本没多大分别了,干爹也觉得满意。可惜这本耕织图在香港时,有人借去就没再还我。如今写画有如此定力,此画册功不可没。这本画册与后来清宫所藏的耕织图,味道完全不同,前者出于自然,后者刚有些匠气了,我虽然没有在它范围以内,但是在功力上却受了严格的训练。所以后来改学宋代的花鸟与山水时,都能得其神韵。有了这层根基,以后吸收各名家所长,而能融贯成为自己的风格。所以,学画者若不在基础上发奋,加上名家指点,即使再聪明,也不过是皮毛而已,在内涵上若不经多年熏陶,岂能写出美好的画面。这是我学画中的一段插曲而已。

  家祖父子鹤公,当年在故乡经营油厂事业,盛名盖于苏北,而先父六岁幼童时则有神童之称,家庭经济甚为优裕,即使如此,当时寄籍于海陵,在当地望族眼光中只不过一商人而已,若要论婚嫁,门户之见甚深。外祖父组云公即是这样的府第,世代书香,名望超然,但是外祖父就是看中先父,在先父六岁时即与祖父结为亲家,先母乃外祖父之独生女。外公的文学修养、书法名于中外,在我十岁时,那时行政院长谭延闓看到外公书法,极为赞赏,亲自写信与外公认宗,信扎往来甚多,称呼上皆谓宗兄大人。那时我的大舅父又在上海创办华商书局,专门出版画谱,其中就有谭延闓与外公信扎的影印资料。所以先父在文学上也深受影响,在上海虽然未多加宣扬,但是同道中皆知,甚至许多知名之士常登门请教,以后在文学、书法、金石上都传颂一时,这些无不得助于外祖父组云公。先父虽然有这样的国学修养,却未在这方面求名,而在经商上稍有成就,可以说以经济培养所好,而不以艺术做谋生这道。八年抗战期间,先父未离开上海,那时租界有仁济堂的慈善机构,专门办理赈济灾民之工作,抗战期间纱厂全部停工,就黄浦江对面的浦东纱厂,就有工人数十万,如何遣散则成了大问题,先父应仁济堂主席黄涵之先生之请,办理难民收容之事。当时上海各学校都停课了,就利用教室暂为收容,以后由国营招商局每天按时做遣散接送的工作。我的家本来住在城内中国地界,黄家阙路六安里,庭院的后面就是上海最出名的务本女子中学运动场,上海未生战事时,母亲已先返故乡避难,而父亲出面办理收容之事以后,也未再有能力、时间顾及家庭了,因此抗战胜利后,这个家已空空如也,所以后来才住到法租界去。回想这期间的损失,其中最有价值的要算一批弘一法师所写的信件、对联等,差不多有一皮箱之多。弘一法师未出家前,本名叫李叔同,是嘉兴世家子弟,少年时留学日本,文采风流,格调甚高,曾与先父神交二十余年,虽然书信往返不计其数,却从未谋面,遗失信件中有十数张是一边画些水彩画,是写当时实景,一边则是蝇头小楷,每字如芝麻般大小,还有一幅以李叔同具名的对联,是出家前以本名送给先父的,出家后即成为一代律宗的传人,最后圆寂于厦门南普陀。抗战前,父亲三次旅港,经过厦门欲探访他,均避不见面,令父亲深以为憾。法师圆寂后,曾有他徒弟来见父亲,想知道他师父以前的资料,为要写一本回忆录,不想如此深交的朋友,仅存有一对《致周敬庵居士》的信,此信还是幸运的夹于一本书才得以存留,其余一无所获。故弘一法师的回忆录上,关于出家前的资料就仅这一封信。当时遣散难民工作十分艰难,还好上海的富商绅士名流,都勇跃捐款,因此事情办的井井有条,偶尔也有从中取利的投机分子,都被父亲查出送官法办。初办理时,难民的餐饮是两餐粥,一餐饭,并且限制一人两碗,后来经父亲提议,改为二餐饭、一餐粥,并且不受限制,当初许多委员不赞成,但是父亲眼光独到,告诉他们,又不要我们纳钱,只要办的好,善长仁翁多的是钱,众人拿他没办法就如此行了。结果难民增加了,粮食反而用少了,为什么呢?这是一种心理学,你不给他吃,他就拼命要吃,有时甚至不吃而藏起来让它坏了,有的装饭时就拼命压,一碗饭还不是等于两碗,小孩子吃不完,因而糟蹋很多,总之,每餐吃饱了,就不会有恐慌而生的怪现象,这一办法一直维持到遣送完毕为止,父亲才功成身退。胜利后,政府曾传令褒扬,但是父亲也未去领奖,他觉地做这些算不了什么,何况又是当做的责任。

  与父亲在文学上往来最多的有孙雪泥,陈涵度、邓寰农、蒋通夫、俞寄凡等多位先生。父亲的诗文以律诗直攻唐人。也有一次在张昇如先生府上,许多画家合作写一幅作品,由冯墨农先生写人物,画的是一位老者和一书童在小舟上钓鱼,我则写美人,手提花篮采药。篮内有灵芝、花卉等等;张聿光先生画鹤;郑集宾先生画鹿;汪仲山先生写松树;汪声远先生写柏树;最后由徐晓村先生补景。此幅作品完成后,就由父亲题诗并写字。这幅图的起意是描述唐朝高士张志和,他归隐后自称烟波钓叟,该诗如下:鹤鹿忘机处境佳,苍苍松柏锁烟霞;时人休认神仙宅,此是烟波钓叟家。志在山崖与水滨,胸怀懭达葛天民,;偶然幻出心中境,好证前因悟宿姻。当年常有画家请父亲题诗,但是都很少答应,或许和父亲谦逊的个性有关。很可惜,在我离沪时,父亲的翰墨我只留有一本诗文集,倘有机会将为影印,以聊表为人子一点孝心而已。

  我学山水画的过程很奇特,初学时很喜欢民初的一位画家吴石儒先生,先生是以画雨景山水著名,当时先生已过世,我就专买他的作品来临摹,经过一个时期后,在我十四岁那年,故宫博物院有三百件名画要去伦敦展临览,因为船期的耽搁,应上海名人一再要求,遂在中国银行大楼展出。这批名画平时都在北京故宫,在交通不便的当时,能去看实在不容易,因此在沪能展出,机会难得,即使每张门票要二圆大洋,我家人亲友数十人都陪我去看。因而见到唐宋的名画,自己山水方面就有一大改变。到了二十岁左右,上海又兴起二位山水画家,一位是贺天健先生,一位是郑午昌先生。他们的画风都是由古代与石涛山水会通而成自己的风格,因此我的画法又再改变。但是我怕画的太像,就没有当面请教他们,只是尽量收藏他们的精品,有空则临摹一番,因此并不会很像他们的格调。我的山水画,总算也有自己的风格。有人曾经说我的山水相近于大千先生,但是我并未跟他学过画。只是很爱慕他的风格,也尊敬他的为人。大千先生因为学识高深,画的派别也广,可以说无出其右者,今日先生的泼墨山水已成为他多年吸收各种艺术的经历,而发挥出一种无人能学到的独特神妙功夫,所以学他画的,或许能学的很像,但是先生内涵的超然与博大精深,则无人可及。所以,我的山水画,也是多方面追求而成为自己所想要发抒的,完全是心胸中流露的自然格调而已。

  我的花鸟方面,则多得之于沈一斋先生的传授,他可以说全心在教我,一点不隐藏。先生要我多临摹宋代名画,当时我最喜欢宋代画家崔白的双钩花鸟,因为最为传神。我经常在线条上用功,每张画写好后则请沈先生悉为讲解,多方批评,现在我画的花鸟,学的是苑画,将这种新的构想,参与国画中,所以保持中国故有的画风,而不会有不中不西之感,纯粹以中国故有之画风而另加上新鲜之感。我们就以朗世宁的画来看,他是西洋画家,于乾隆时代在宫廷写的作品很多,画的很细,也不是不好,然而缺少国画的味道,没有劲拔之气,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鸟、走兽、人物等缺乏活的生命感。所以,画花鸟要先求画面的高雅,再求内涵的生动,能令人一看就非常喜爱,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作品。中国艺术博大精深,虽然我做不到其深奥之外,但是不断努力,更上层楼,以学多少做多少,做为我一生努力的方向。

  在人物画书面,我初学清代画家费晓楼的画,后来觉得他人物造形很好,但是缺少高贵雍容之感,就再前进画明代唐伯虎与仇英的画,过几年仍觉得不够古雅,再学宋人李龙眠的白描画法,总算对线条有些认识,加上订有故宫周刊及各方面资料,助益不少。抗战期间,大千先生在甘肃敦煌发现唐代壁画后,我才看到唐代的人物画风,有许多是大千先生亲自己临摹的,也有他自己画的,还有些印刷的,我都多加研习。胜利后,大千先生在上海中国花园举行个展,同日我也在宁波同乡会五楼画庭举行个展,那时看到大千先生的新作,真是耳目一新,以后在人物方面,又一再改进。我的画在线条方面是走敦煌壁画的中锋,造形方面则以自然为原则。唐代的人物,或许当时的风尚如此,面部的下端都较丰满,非常不合近代人口味,在透视方面也不够真实,所以一再改良,使我的人物画,有敦煌风味,也能适合时代眼光,既保留中国传统,也创出自己在人物方面的一种风格。当然,不敢讲我的画有多好,毕竟是我经过多年来认真学习的成果。现在中国极力推广中国故有文化,不仅有故宫的宝藏,另有国家画廊,历史博物馆,资料之多,对学画者帮助很多,后进学者当更加努力发扬才是。

  还提一位北平人吴光宇先生,他是以画人物擅长,曾经在40年左右,在上海举行画展,因为他在北京很有名望,但是在上海人事方面准备不够,成绩不太理想,在我看了他画展后,觉得在人物方面他功力确实深厚,因而在亲友介绍下认识了他而与其来往。先生画小孩最具特色,色调布局都很超脱,下笔也轻松伶俐,虽然他在上海未久留,我却得益很多,尤其在内涵方面受益最多,他也一再鼓励我上北平走一趟,但是家人不放心,交通又不比今日,因而一直未成行,今日也纪念这位纯朴又厚道的艺人与众人相识。

  我在收藏方面也多少懂得一点分辨画的真假,这则是得益于一位经营字画古董的好友,钱竞塘先生,他是一位收藏及买卖古画很成功的商人。初期他和一位史先生合作经营,一二八战役前,他们都有小小的一间房子做为办公之用,但是战役开始后,上海的民众因为不曾经历战乱,对于家里的字画、古董,不论好与不好,能变钱则卖,使他们因此赚了不少,后来就改租了一层楼做为办公之用。钱先生与他友人合作数十年十分融洽,他有一诀窍则是,两人的太太未见过几次面,他认为家庭若有来往,是非必多,合作必变质,这是他们独有之想,只是不知道是否真是因此而成功的。八一三抗战后他们已成为上海画商界执牛耳的地位。此外,他们也是以信用昭著的,当时有一批掮客专门做介绍引线的事,只要卖的人经他们介绍,都可得一成的好处,不仅如此,以后若是此位卖主直接找钱君他们,钱君仍将留一成给原介绍的掮客,因而倍受尊重。有时,一幅画谈妥价钱后,才发现是赝品,依然照买不误。这些都可见他们所重的是信用而已。胜利后,史君因身体关系,经营的担子多落在钱君身上。但是他从未因此私自温饱自己,实是一位难得的君子。后来他们的办事处又移到上海最高级的法租界大花园洋房。他因为收藏的旧画多,一有好画也就打电话给我,有时向他买,有时则借我,虽然他不是画家,我却从他得许多丰富经验,时下国内则难找到这样规模经营古董字画的,他们的画廊称为六瑩堂,举行古董字画展,保证真品,如假包换,也是他们信用的表现。

  在上海,当时也有一位山水画前辈,姚墨村先生,他的画风朴素古雅,没有时下迎合世人的心理,因而他的画初看不觉得奇特,细细欣赏后,就能体会出纯厚深远的意味。先生的为人也一如他的画,很乐于协助后进。他与先父亦时有往来,所以他的画法,纯厚不落轻浮取巧,对我亦有影响,我初学画时所立的根基,先生使我得益甚多。先生在上海虽然不能与当时大名家相比,如吴湖帆、冯超然、吴待秋、郑午昌等人,但是他的作品,仍是大家所乐于收藏的。很多画家的作品供不应求时就必加价,但是姚先生完全为艺术而艺术,忠实的写画,自己过着优裕闲散的生活,是难得的一位画家。

  当年上海有一位以画狮子老虎而成名的熊松泉先生,他的绰号就叫熊狮子,因为身材矮胖,嗓门又大,是有些像狮子,为人风趣,每有画家聚集时,笑话连篇令人捧腹。此君也爱唱京剧,每次聚集不忘吟唱一曲。真是绕梁三日!他是学一代国剧名人汪桂芬的唱腔,这种唱腔非有天赋,不易学会,不是练习所能得到的,用腔很高却全以丹田之气运出,故这种戏已失传多年,殊为可惜!家父常带我去看他写画,但是直到现在,走兽方面仍未得到真正的内涵,只偶尔客串一、二张罢了。

  还有一位画界前辈,马骀先生,字企周,四川人氏,长久在上海行道。虽然他各种走兽、花鸟、人物、山水都能画,但是我独喜爱他的山水。他的山水以大气澎湃见长,并以画栈道行旅而名于世,可惜在我正式学画时,已归道山,然而他的画影响我很多。他与先父亦相处多年,脾气相当高傲,而长像至今我还记得,身材瘦长,脸部轮廓很深,看上去不像文人雅士的画家,为人爽朗,常于酒酣耳熟之际,为别人之事强出头,或为一句话抬扛,因而得罪不少朋友,然而了解其个性的人就不计较了,因为他外表确是使人不易亲近,实际上真是古道热肠的人。他在行道时,求画者甚多,生活优裕,曾出过许多画谱,有山水、百鸟、百兽、百将图等。现在国内书局,还有他的翻版画册。我没有正式与先生学过画,但是初学打根基时,仍然得到很多益处,在此也纪念这位前辈。     (周以鸿1976年口述记录)